编者按：校史是一所大学的时光年轮与精神基因。自1928年开办医学肇始，至2028年，郑州大学将迎来办学百年华诞。近一个世纪以来，创校先贤筚路蓝缕，学术大家深耕治学，万千学子逐梦前行，这段承载坚守与荣光的历程，值得每一位郑大人铭记传承。值学校正式启动百年办学史编撰之际，特在“郑大故事”中开设“百年办学溯光”专栏，回溯精神微光、凝聚办学共识、赓续郑大文脉，以校史中具体人物、事件、物件等为线索，呈现有温度、可共鸣的校史片段，搭建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桥梁，让先辈精神在新时代回响，以百年积淀照亮前行之路，为一流大学建设注入精神养分、激发奋进力量。本期聚焦著名越南史专家、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创始人戴可来先生，追忆其深耕史海、赤诚报国的治学育人之路，传承先贤风骨，汲取前行力量。

在郑州大学发展的历史长卷中，有这样一位学者：他生于战乱之年，立下报国之志；数十年如一日深耕越南史，为国家边界与南海问题研究作出卓越贡献；他甘为人梯，桃李满天下，开创了郑州大学越南研究的学术传统。他就是我国著名越南史专家、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创始人——戴可来先生。

从北大燕园到中原沃土：一位学者的初心与选择

戴可来先生1935年出生于河南焦作。1954年，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，师从陈玉龙、邵循正等史学名家，系统学习越南历史与语言。在燕园浓厚的学术氛围中，他打下了扎实的史学功底，也深植了以学术服务国家的信念。1959年毕业后，他先在中央民族学院（今中央民族大学）任教，1976年调入郑州大学，从此将后半生的智慧与热忱倾注于中原大地。

在郑州大学，戴先生创建了印度支那史研究室（后发展为越南研究所），主编《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》，开设“越南史”“越南史料学”“中越关系史”等课程，使郑州大学成为国内越南研究的重要高地。他曾任郑州大学历史系主任、文博学院院长，是郑州大学世界史方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。他的学术视野宏阔，治学态度严谨，既重视中国古代史籍中的越南记载，又精通越南汉喃文献，是国内较早系统整理越南古代文献的学者之一。

笔耕不辍：译著中的学术匠心与家国情怀

戴先生最为人称道的贡献之一，是对越南史学经典的翻译工作。他独自翻译了陈重金的《越南通史》、陶维英的《越南历代疆域》等多部越文著作。其中，《越南通史》至今仍是中国学者研究越南史的必读入门书，荣获首届“姚楠翻译奖”二等奖。

戴先生的翻译，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，而是一种学术“再创作”。他坚持“信、达、雅”，在译文之外附以大量译者注，考订史实、纠正谬误、辨析史观。正如我国著名东南亚史专家朱杰勤先生所评价：“译文流畅，寓批判于注文之中也很有特色，足见功夫深厚。”

在翻译《越南历代疆域》时，戴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，以笔名“钟民岩”出版。后来谭其骧先生读到此书，向戴先生推荐，戴先生笑答：“钟民岩即戴可来也。”这段佳话，既见谭先生的慧眼识珠，亦显戴先生淡泊名利的学者风骨。

戴可来先生审读文稿

为国守土：南海与边界研究中的学术担当

戴先生的学术研究，始终与国家现实需求同频共振。在中越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，他受命参与中越陆地边界划界的历史考证工作，与其他专家一道查阅史籍、潜心稽考，锱铢必较、寸土必争，为外交部提供了坚实的历史资料支撑，曾三次受到外交部表扬。

在南海问题上，戴先生独辟蹊径，选择从越南古代汉喃文献入手，逐条驳斥越方所谓“历史依据”。他先后在《光明日报》《红旗》杂志发表文章，明确指出越南古籍中的“黄沙”“长沙”并非我国的西沙、南沙群岛。1991年，国家领导人视察郑州大学时，听完戴先生的发言，不禁称赞道：“你讲得好！讲得好！”

这些研究成果，不仅为国家维护领土主权提供了有力学术支撑，也充分彰显了戴先生“知行合一、学以致用”的治学精神与赤诚的家国情怀。

桃李不言：越南研究的人才摇篮

戴先生不仅是学问大家，更是育人良师。1985年，他开始招收世界地区史·国别史（越南方向）硕士研究生，是郑州大学国别区域研究的重要开拓者。他先后培养50余名硕士研究生，指导的本科生更是不计其数。

他要求学生从“二十五史”中抄录越南史料，从《大越史记全书》《钦定越史通鉴纲目》等典籍中理出线索，练好“抄功”。他还联系洛阳外国语学院，让学生接受越南语强化训练，强调“研究越南史，不仅要会英语，还要熟练运用越南语”。

戴可来先生与学生进行研讨

在他的悉心培养下，李国强、于向东、孙来臣、谭志词、孙建党、张明亮、庞卫东等一批学者成长起来，成为中国越南研究和南海研究的中坚力量。李国强研究员后来担任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、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；于向东教授继承先生衣钵，继续带领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前行；孙来臣教授现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历史系教授、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兼职教授；庞卫东教授是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二级教授、世界史系负责人。戴先生生前曾自豪地说：“现在国内研究南海问题，我的学生北有李国强、中有于向东、南有张明亮，我满足矣。”

德润人心：师者风范与长者温情

戴先生治学严谨，待人却如春风化雨。于向东教授回忆，1985年读研期间，李国强被热水瓶烫伤，戴先生得知后，让夫人端来刚煮好的饺子到宿舍探望，驱散了学生心中的不安。先生对学生如此，对学术责任更是如此。晚年时，戴先生行走不便，但无论风雨寒暑，每次都坚持从老校区到新校区，现场参加博士生面试、开题、中期考核、论文答辩，不辞辛苦。

戴可来先生（中）与学生交流（右为于向东）

2015年2月23日，戴先生因病逝世，享年80岁。消息传来，北京大学、厦门大学、暨南大学、云南大学等高校，以及越南潘辉黎教授等海内外学者纷纷发来唁电。潘辉黎教授在邮件中写道：“戴可来教授是一位资深学者，在史学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，是一位我非常敬重的知识渊博的越南学家。”

2025年底，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与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、郑州大学东盟研究院共同召开纪念戴可来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，与会学者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，产生了广泛影响。历史学院尤其是东盟研究院和越南研究所，将继承和发扬戴先生的学术精神，薪火相传，砥砺前行。

2025年12月，纪念戴可来先生诞辰90周年暨中国越南学研讨会在郑州举行

《光明日报》对研讨会的报道

戴可来先生的一生，是学术报国的一生，是立德树人的一生，是筚路蓝缕、开拓创新的一生。他用译笔架起中越史学交流的桥梁，用史料守护国家领土的尊严，用讲台点燃后学的希望之光。

在郑州大学百年办学之际，回望戴先生的身影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学者的卓越成就，更是一种精神的赓续传承：严谨求实、家国天下、甘为人梯、淡泊名利。这既是郑州大学办学初心的生动写照，也是新时代大学精神的璀璨映照，更是一流大学建设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先生已去，风范长存。戴先生的书稿、藏书、手札，仍珍藏在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，如涓涓细流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后学。他的学术精神与人格力量，也将继续照亮郑大师生前行的道路，激励更多学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，把学问做进时代洪流中，把赤子之心融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中。